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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2页）

奥克斯提耶那说，“我们有时多蠢啊！”

伟人也有非常渺小的心态。

惠灵顿公爵强烈反对俄罗斯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圣·彼得堡没有受到礼遇，后来还和利文斯一家大吵了一架。

无独有偶，基佐特先生一直对英格兰持不友好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英格兰没有受到关注。

政治家的感情和观点也有偏狭的时候。

因为习惯于和群体打交道，往往忽略同情个人生活，满足于政治组合而不去关注国家的深层倾向。

因此，由路易斯·菲利普领导的议会政府管理法国时发生了重大错误——他们每提出一个议案就绝对依赖议会的大多数，大多数同意就同意，不管对错。

政治家还把宗教看成是政府管理方式，并不理解宗教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比其他问题都重要。

如果说他们认识时代特征的速度慢，实际上是冤枉了他们。

佛朗哥〔注：1892—1975，西班牙军人和政治领袖，领导民族主义政府在反对西班牙内战中（1936年至1939年）击退共和党员的武装力量。

他在1939年至1975年期间以独裁者姿态统治直到死，其后波旁皇室君主政体复位〕同普鲁士战争还没打响，和邻国还很平静友好的时候，人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宣讲，庆祝议会推翻了王权。

格兰维尔勋爵时任外交部长，人们对他说，他们从没有对欧洲事务如此漠不关心过。

了解政治家的人生转折点，既要从大处着手，又要从小处着眼。

从大处看，这些转折点影响了政治家的思想，也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海德宣布和圆颅党（注：英国1642年至1652年内战期间的议会派分子，与保皇党相对）脱离关系，伯克宣布脱离雅各宾派（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民主分子）都是如此。

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一点一点地接受了天主教，接着放弃了对清教的保护。

从小处看，政治家的人生转折点决定了他和党派的关系和职位的晋升。

坎宁先生和自由党站在了一边，他的学生格莱德斯通先生虽出身于托利党（注：创建于1689年，是辉格党的反对党，1832年以后托利党名为保守党）但最终与托利党决裂。

当然两党之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界限。

当然也不能说如果政治家推翻了一种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就是错误的，采取哪种政策应随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地方保护主义在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是正确的，如果换种情况，政府也许应该采取自由贸易制度。

在某种社会，贵族政治也许是最好的；在另一种社会，人民代表制度也许是最好的。

当民主智慧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就要广泛推行以全国投票为基础的代表制度。

政治家无论是推翻一种制度还是建立一种制度都不应该无休止地歌功颂德或谴责批评。

他们为所处的那个时代作出了最佳贡献。

敌对派不过像摆来摆去的钟摆一样，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有时候需要创立制度，有时候需要摧毁制度，有时候需要重建制度。

这是英国王室历史给我们上的一课。

君权独裁的都铎王朝〔注：英格兰统治王朝（1485年至1603年），包括亨利七世及其后代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被推翻了，接着建立了还是君主制的斯图亚特王朝（注：英国王室，137年至160年统治苏格兰，1603年至1649年统治英格兰，1660年至1714年统治苏格兰〕，直到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

政治家的争端让我们目睹了政治的实质。

有人在平民院实实在在地争论过这个问题，但没人能说出政治的全部实质是什么。

像英国议会这样的议会在争论时不要那么尖刻，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必须明白，所有党派的人都是朝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的。

研究政治家的生活能更好地理解政治，这对一切国家都很重要。

政治家具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痛苦和自以为是，他们的个人历史不知不觉地融入国家历史，个人意识反倒淡化了。

让我们看看两位著名政治家皮特和福克斯的人生转折点吧。

两位都与现代历史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

很奇怪，二人在早年就交好。

霍兰夫人对她的丈夫说：“今天早上我和赫斯特·皮特夫人在一起，她有个儿子叫威廉·皮特，还不满八岁，但却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家教严格，举止得体。

记着我的话，只要我们的儿子查尔斯活着，他就是查尔斯的眼中钉、肉中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