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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2页）

他1937年9月率47军出川，一直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

1939年李家钰积功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才调到河南担负黄河防务。

因为关系比较好，蔡继刚总是称他为“其相兄”

，从来不称呼官职。

蔡继刚的字为云鹤，所以李家钰称蔡继刚为“云鹤老弟”

。

李家钰忧心忡忡地发言：“各位长官，目前日军正在修复黄河铁桥，此举表明日军近来要有大动作，铁桥一旦修复，后果不堪设想。

愚以为，与其坐等日军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立刻派飞机轰炸桥南的邙山阵地，然后派小部队过河突袭日军，掩护我工兵将桥再次炸毁。”

应该说李家钰的这一建议非常可行，颇有现代战争中使用特种部队的出奇效果。

但蒋鼎文不以为然：“这类战术动作我看成功的把握不大，对岸日军重兵防守，我小股部队贸然过河，岂不是飞蛾扑火？我战区与日军隔河相峙已达三年，谅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我军沿河防线坚固，可称之为三百里血肉长城。

因此，目前我战区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我军只要固守沿河防线，以不变应万变即可。”

司令长官蒋鼎文这一表态，李家钰马上闭了嘴，几个正准备发言的将领也不再吭声了。

蔡继刚是三天以前到的洛阳，这几天他一分钟也没闲着，仔细研究了蒋鼎文的兵力部署，私下里对他的指挥能力颇感担忧。

这位二级陆军上将的脑子似乎不太好使，他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战役纵深。

他把自己的全部主力都放在黄河沿线的各个据点及平汉铁路南段，而广大后方却无任何机动兵力和战役预备队，这种玩法实在太悬了。

当然，如此排兵布阵是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判断而形成的，徐永昌认为日军意在打通粤汉线，而黄河以北日军的种种迹象完全是一种战略佯动。

问题是，徐永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谁能保证他的判断不会出现失误呢？如果黄河以北的日军不是佯动，而是真的打算突破黄河天险，首先从北面发起进攻，那又将如何应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判断，并以此判断进行兵力部署，一旦日军突破河防快速推进穿插，分割包围国军的主力师团与各城镇点，那么几十万中国军队将陷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蔡继刚不由打了个冷战，他忍不住站了起来：“各位长官，我能否谈谈自己的看法？”

蒋鼎文客气地说：“当然可以，你老弟是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是握着尚方宝剑的人嘛。”

蔡继刚谨慎地发言：“我有一个担心，据现有的情报判断，日军这次肯定是要大举进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关键是它的进攻方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我军究竟了解多少？如果并不了解，仅凭笼统模糊的主观猜测，必将铸成大错。

请蒋长官明察！”

蒋鼎文胸有成竹地点点头说：“蔡老弟，这些我心里有数，谢谢你的提醒。

老弟还有什么建议吗？”

他这话等于封了蔡继刚的嘴，而蔡继刚若是识相些，此刻就该闭嘴了，可偏偏他并不打算结束：“还有，我认为刚才李长官的提议很重要，邙山头霸王城是大桥南岸的桥头堡，楔入我军防线已经两年多了，就目前态势而言，它早已不是什么眼中钉肉中刺的问题，而是生长在我军身上的一颗毒瘤，它早晩要化脓溃烂，我军一天不除掉这颗毒瘤，我河防部队就一天寝食难安！”

讲到这里，蔡继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司令长官将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我以为十分不妥，此地离火线太近，一旦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我数十万大军分布在数百公里地域内，将如何统一协调作战？”

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一半以上将官不住地点头，相互交换着眼色。

蒋鼎文笑了笑，以对待晚辈的口吻道：“老弟不必多虑，我半数以上的主力都集中在黄河沿岸，日军想突破我黄河防线怕是没那么容易，退一万步说，即使我防线被突破，但要一口吃掉我几十万人，日军怕是还没长出那么大的嘴。

只要我河防部队能与日军绞杀几日，我南线平汉路重兵集团即可北上合围，围歼敌军于豫中平原！

蔡老弟还有什么问题？噢，对了，至于指挥部为何设在洛阳，我在此要向诸位解释一下，指挥靠前是我一贯的作战风格，本司令官愿以行动表明，誓与一线将士安危同在，生死与共。”

司令长官这么一解释，在座的众将官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连蔡继刚也沉默了。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轻，再多嘴就讨人嫌了，司令长官对自己已经够客气的了。

蒋鼎文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又补充一句：“现在，我要求各集团军，各军长官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尽快向后方转移。”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发言过后，再也没有开口，他时不时将眼神移向窗外，显得心不在焉。

这时一个参谋将一封密信交给蒋鼎文，信是第40军军长马法五转来的庞炳勋的情报：

“敌人已计划4月中旬发动攻势，望早作准备！”

蒋鼎文阅后皱起眉头，随手将密信交给在座的高级军官们传看，众人看完信后都默不作声。

蔡继刚心说，是不好表态啊，这个庞炳勋于一年前投降了日本人，被汪精卫伪**任命为暂编第24集团军总司令，成了大汉奸，而这关节他居然转来了重要情报，谁信呢？谁又敢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