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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氏一门皆人杰－班固（第2页）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

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

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

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

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

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

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

至“下及战国、秦、汉焉”

）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

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

至“汉极盛矣”

）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

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

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

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

《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

但“九州”

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

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

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

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

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

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

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

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

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

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

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3．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