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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荀子（第7页）

以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就是，荀子的性恶论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走向政治民主，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国民族文化的思想源泉。

12.台湾地区对荀子的研究。

数十年来台湾地区对荀子的研究持续不断。

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的蔡锦昌先生认为，台湾地区荀学之特色，除基本上延续民初新文化运动以来荀子被认为是旧传统中比较接近西方现代科学典范的重要思想家以外，研究荀子的另一种新意涵就是补孟子的内圣学之不足，亦即港台新儒家所谓“开出外王之学”

。

他把台湾地区的荀子研究分作以牟宗三为代表的“道学派”

和以陈大齐为代表的“文学派”

。

“道学派”

基本上延续了宋明理学的观念，对荀子贬多褒少；“文学派”

则基本上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对荀子贬少褒多。

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可补孟学之不足。

但是“道学派”

认为荀子是负面补足，或者说是无本源的、技术上的补足；而“文学派”

则认为荀子是正面补足，或者说是本源的、性质上的补足。

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荀子的性恶论上。

说荀子讲的性恶，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说荀子讲的性恶，是指不经师法之化才恶，那就是“文学派①

台湾大学佐藤将之认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界开始以西方学术的各种方法和术语来研究中国思想。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者，应系胡适11891—1962〕与冯友兰〈1895—1990〕。

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上卷》是中国学者直接引进西方哲学来分析中国思想史的先驱。

其以“儒家人文主义与传统”

为切入点，试图在“天”

的概念上从人格神转换到自然规律之过程中，找到《荀子》哲学的意义。

胡适将《荀子》“天人关系”

的学说与培根的“戡天主义”

相比。

与此同时，胡适也在“天人关系论”

的架构中，掌握了荀子“人人要努力”

的主张。

因此，他认为：《荀子》哲学的核心意义，是其明确提出人类力量之于自然环境的优势这一点。

①

曾经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的陈大齐〈1886—1983〉认为，《荀子》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达成社会秩序：即“治”

。

陈大齐说，荀子学说“范围颇为广泛。

其中心思想或其究竟目的，则在于阐发国家如何始可以平治，个人如何始可以善良，亦即在于讲求致治致善的途径，而在荀子看来，治乱与善恶几乎是同一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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