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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
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
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
[273]
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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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
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
传奇就是小说。
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
[275]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
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
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
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
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
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
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
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
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
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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