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泰西策》一部《盛世危言》,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更令其声名鹊起,一时间名声大噪,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无人能出其左,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
从献“纱、丝、煤、船”富国四策,再到创办禁烟局,既能“渐禁而平烟毒”,又能拓财源于官府,短短数月间,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着实让人惊叹,有好事者称其所献“皆旁门左道,非圣人子弟所取”,亦有好者为其辩称。
谤名也好,誉名也罢,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纷纷上折支持“择台湾一地,试行新政,以证其效”,而这正是出自《盛世危言》“特区篇”中的“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
若是搁过去,有人提“变法”、“维新”、“新政”以至“洋务”,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不仅仅是因为那部《盛世危言》倍受皇上推崇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尤其是“新学篇”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授以专长,职有所专,至于什么格物、数学、洋文的,不过就是“吏”之学罢了,同样是为国效力,这官是官,吏仍然是吏,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育专吏之所”。
这种区分对待,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治吏虽是为官之道,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还不成了笑话。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岂不妙哉。
至于军机大臣们,瞧着皇上的劲头,那边太后也未发话,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现在那“试行新政”的折子还未上朝议,至于将来,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
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无论事态如何,新政成与不成,那唐子然算是功成名就了,更有人认为这将来主持新政试行者,除唐子然外别无二人,原因无他,这事由其所提,自然也将由其负责,而更重要的是,能得翁常熟、张南皮以至李合肥等数位朝中地方大员的赏识,将来成就必不可限量,
一时间慕名来唐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唐家的门坎,唐浩然总算是知道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虽是烦不胜烦,但却也只能强撑着笑容,一面与拜访举子结交,一面从中试图挑选择几个人才,而与此同时,各方刘声夸奖的消息,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以至于唐浩然的名气更加大了。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又有谁听得见呢?
也就是在这一片叫好声中,唐浩然接到了来自宫中的圣旨,这是在翁同龢的力荐下,唐浩然方才得到的面圣之恩,对于外臣来说,这自然是无尽的“恩宠”,召见唐浩然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盛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
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唐浩然自然也不例外要向人请教,就在寻思着不能失仪要找人请教的时候,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则亲自上门拜访了。
“久违了,仪政兄。”
面对王伯恭的来访,唐浩然迎在门口,之所以这般客气,原因倒也简单,先前在翁同龢府上,其向他介绍并力荐了王伯恭,不用问,将来台湾试行新政,必定有其一席之地。一边迎其进入客厅,一面寒暄过后,唐浩然便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意。
“今天冒然来访,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弟。因为这是首次,请子然老弟注意一些仪注。首先,老弟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然后有人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太监就退走了。这时老弟要特别注意那门槛,门槛有二尺高,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让你进去。要特别注意,门帘起落,会特别快,老兄动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一只脚在门槛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仪。好在我己为老弟先打点过,请他们特别照顾。还有……”
王伯恭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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