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船即将抵京的时候,坐在船舱中的李鸿章却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模样,心里反复思索着最近一段时间京中之事。
现在京城里什么事最热闹,恐怕当数办新政,自打从皇上把唐子然那部《盛世危言》刊送于地方督抚起,众人便猜出了皇上的心思——皇上要办新政。
皇上要办、这翁常熟也要办,可办的目的是什么?无外乎借新政之名行以敛权,这敛的不仅仅是朝廷的权,怕他翁常熟惦记的还有疆臣的权。
这事怎么办?
这办新政是皇上一门心思的热劲,虽说太后那边明知道皇上的心思,可毕竟不能让外臣看笑话,这意味着太后至少不会在明面上反对,若是在明面上反对,只需稍有表示,怕醇王那边就主动劝翁常熟放弃这个心思了。
可太后那边到底是什么心思?
想到自皇上亲政以后,太后的“退让”只使得李鸿章琢磨不透太后的心思,便是先帝那会,论心机手腕,怕也赶不上太后,现在于这风头上,太后召见自己又是什么意思?
“这事难办啊!”
李鸿章忍不住在心里嘀咕着,就他本意而言,他自然希望这大清国能行以新政。
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平素虽不肯冒昧,可做了几十年的糊裱匠,东糊一块、西补一块,不是他不得其法,而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不能去做,现在有人愿意去做,他自然乐意看那人去做,他比谁都清楚,这大清国早就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甚至在他看来,变法和维新,是清国最后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
可这事是那么好办的吗?
唐浩然这个人,他倒是知政之人,现在按其于书中之间,推行新政当先于一地试行,待试行有所成之后,去其弊择其利再推行全国,这倒不失稳妥老成,若是有朝廷支持,没准还真能办成了。
可若是他办成了,又岂能为自己所用?想到自己费尽心机方才把其挖至京城,正待熬鹰的时候,却被翁常熟拉了过去,李鸿章又岂能心甘,更何况他焉不知盛宣怀这段日子在庆王那里使的花招,若非如此,庆王那边又岂会不顾及自己的面子。
再者就李鸿章的私心来说,他自然希望由自己主持大清国的新政,而不是由那位所谓的两朝帝师去主持,那种人能办成什么事情?
可若是唐浩然于一地办成了新政,岂不就全成了翁同龢的功劳?进而令其尽享新政之名,从而于未来得掌新政?
李鸿章的眉头微锁,虽是精明如他,这会却也陷入了左右为难间,一方面,他心知大清国需要不是他过去那般左右糊裱,撑出个样子来,这时局需要大清国办新政,而另一方面,他却又无意让翁同龢之流主持新政,那群歪和尚能把那经完全给念歪了。
而之所以支持唐浩然,甚至为其请权,与其说是为唐浩然,倒不是说是为自己,这段时间,自从一众言官请行新政后,连地方上的心思亦开始浮动起来,张之洞也动了同样的心思,现在他张南皮倒是轻松,唐浩然虽说离开了湖北,可却给他留下了一年近三百万两银子的禁烟局,再加上海军衙门的两百万两专款,湖北一年能弄出六七百万两办新政。
府中的幕僚们亦倡言直隶筹办新政,以免新政之名尽为他人所得,可这新政就是那么容易办的吗?
“新政不容易办!”
贤良寺内,张佩纶看着李鸿章静静的吐出一句话来。
“正是因为不容易办,所以才要让他人去办!”
张佩纶的话让李鸿章深以为然的点着头,别说是现在,早在二十年前,他便考虑过办新政之事,可考虑了几十年却依然只是一个想法罢了。
而之所以考虑了几十年依未能成,就因为开办新政的阻力,别说是新政,即便是最简单的土地重新造册,每每提及亦遭这样那样的阻力以至未能成,原本以为做了大官,便能办大事,可官做到他这个地步,顾虑只会越来越多。
“他唐浩然去办,反倒于咱们有利,无论是他试行田亩地税也好,亦或是开办新式学堂也罢,纵是现在京中清流在翁常熟的运作下,虽是一致,力主操办新政,可归根到底,那些清流之中大多数却完不知洋务之重,待到唐浩然于试行新政后,稍有差池清流诸人必定群起而攻之,届时即便是翁常熟亦很难护之,而以唐浩然浅薄资历,出任一省巡抚,原就有人不满,这新政……”
摇着头,张佩伦无奈的苦笑下。
“荃帅可记得当年左季高举办电报之事?”
李鸿章如何不记得电报一事,当年他与左宗棠,都是继曾国藩之后朝中重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朝廷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而当年垂帘的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年在盛宣怀为自己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时,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方案,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还进一步细说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新财源。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李鸿章得知后自然大怒,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在大清国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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