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阇那崛多
阇那崛多,属于印度佛教传播至中国,特定的佛教发展过程之一,译经阶段的外籍僧人。他本是印度犍陀罗国人,在北周时期跟随师傅一起到中国弘扬佛法,在那个时期将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是传播佛学最基本的途径。阇那崛多也不例外,到了长安以后,他们一众僧人在草堂寺一边传播佛学,一边翻译经文。但是,北周武帝为了扩充军备,打压当时富有的僧众集团,便下令所有僧人还俗耕种,大肆破坏寺庙,阇那崛多不得已便离开了长安。
后来,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代周立国以后,不但废止了北周时期的禁佛政策,更是大力弘扬佛法。于是,又派人将阇那崛多请回了中国,住在隋朝的皇家寺院,长安大兴善寺。当时的大兴善寺,本来就是帝都最大的佛经翻译场地,精通佛法的阇那崛多的到来,更是为译经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他再次来到长安一直到他去世的近20年间,共组织翻译经书192卷之多,成为了隋朝佛教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铭记的一位大德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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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摩笈多
达摩笈多,同样是隋朝着名的译经师之一,同时他还是隋朝名头响当当的“开皇三大士”之一,作为到中国传播佛学的南印度罗啰国人,他同样是跋山涉水、历经艰难险阻,才于公元590年形单影只地到达长安。
笈多大师,达到长安之后,同样是住在皇家寺院,大兴善寺当中。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辅助阇那崛多进行经文翻译工作,同时根据自己所学向中国的僧人讲解佛学义理。后来,隋炀帝杨广单独为他,在洛阳的上林苑建造了一座经书翻译馆,直到他去世,经书翻译工作和佛学传播工作,始终在坚持,不但学佛的僧人对他推崇有加,周围的百姓更是对其尊重异常。几十年间,笔耕不辍、日以继夜,在他的带领下,共翻译经书达到9部4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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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彦琮
彦琮,是我国本土人士,作为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佛经翻译主事中国第一人,他一生着述颇丰。彦琮自幼出家,聪敏好学,精通梵文,最开始跟随达摩笈多进行佛经翻译。在此过程中,他将笈多从印度东来中国,一路的所见所闻、坎坷经历记录成册,写成了《大隋西国传》一书。
后来,彦琮自己任佛经翻译主事之后,为了更好的弘扬佛学,将自己多年经文翻译过程中得出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制定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十条八备”经书翻译理论。自此以后,佛经翻译有了较为统一的翻译制式,终其一生,彦琮共主持翻译经文达万卷,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赞誉为“翻经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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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慧远
慧远,作为隋代中国本土高僧,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佛门的“僧中之龙”。他不但精通佛典,更是胆色过人,在北周武帝下令僧中还俗、大肆破坏佛法的过程中,不惜性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废佛的趋势,但他不畏死亡护法的表现,赢得当世和后世无数人的尊重。
当然,作为齐隋泰斗,慧远大师在佛经翻译上的贡献及佛门学说上的贡献,也是极其重大的。在废佛令废止后,他先是到少林寺任主持,传播佛学,隋朝开国后,又住于大兴善寺,注疏佛经。在七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刊定译经一百多卷,并开坛讲筵,以自己独特的佛学见解,提出真性缘起的思想学说,成为了地论宗的代表人物,并为后世佛教八大宗之一的华严宗,开启了学说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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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顗
智顗大师,作为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对于佛门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要知道,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几百年间,虽然佛教发展蓬勃,但同时也是斑驳不堪,各种理义学说层出不穷,没有统一。而智顗大师,则以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为中心,通过总结整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几百年间,所有的思想体系和佛教义学,提出了一念三千的学说。
不得不说,当时智顗大师的佛法学说,达到了佛教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高峰。通过将翻译成汉文的所有佛经,进行大量地、全面地综合分析、通力研究,他不但搞清楚了佛门学说的精髓,阐明了佛学思想要义,更是结合当时中国国家现状及本土宗教信仰,大胆新颖地将佛法推向了哲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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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吉藏
吉藏,作为隋朝三论宗的大师级人物,却是历经了陈国、隋朝、唐朝三个朝代,且因为他佛法精深、佛教义理见识非凡,在每个朝代都受到皇家的推崇,在民间也是盛名卓然。
作为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法师一生不断地搜集佛教经典、并对其加以整理、注释、总结。因此,他能够广泛地涉猎,不同的佛教经典,先后为《中论观》《十二门论》等作注释,留下了近百卷的着作。通过这所有的经历,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理论:观想念佛。终其一生,广弘佛法,先后教授佛门弟子千人之多,被后世称为“嘉祥大师”。